01
那间教室
那是她抵达美国加州戴维斯后开学的第二周。
女性主义电影课，小组讨论，教室里的声音此起彼伏。娜孜坐在那里，脑子里的话刚刚成形，对面的人已经接过去说了，话题转了一个弯，又转了一个弯，她跟了两步，又落下来。就这样，整堂课，她几乎没有插进去过一句话。
下课后，她没有直接回家。她去了厕所，把自己锁进隔间，哭了很久。
这是她第一次清晰地意识到：英语是她的第三语言。在北京读书的时候，这件事几乎不构成障碍——她雅思7.5，口语流利，很少有人知道她在哈萨克语和普通话之间长大，英文是后来才装进去的东西。
但在那间教室里，在那些从小浸泡在这门语言里的人面前，她感觉自己的反应速度慢了整整半拍，而半拍，足以让一个人在对话里彻底消失。
她想退课。站在选课系统前的电脑犹犹豫豫很久，最终还是选择不退。理由说出来有点赌气——她就是不服，不想做那个“知难而退”的人：“再试试，不行再说”。
这种“不行再说”的情况，在过去23年里娜孜经历过不止一次。
02
她从哪里来
特克斯县在伊犁河谷的南端，天山脚下，是新疆最绿的地方之一。娜孜在那里出生，在那里长大，一直到12岁。
她父亲巴合提奴尔话不多，在外人面前沉稳、偏严肃，但在娜孜面前非常温柔，“也就是所谓的铁汉柔情吧”。父亲高考那年，新疆第一次启用北京时间，他把考试时间记错了，因此错过了化学科目——那是他最擅长的一科。
就这样，一个被所有人看好的男孩，与本科失之交臂，最终上了大专，但又很幸运的在那里遇见了娜孜的母亲。
母亲杰恩斯古力从额敏嫁到特克斯，翻越天山支脉，在没有果子沟大桥的年代，坐大巴要走两天一夜。外婆当初极力反对这门亲事，但母亲认定了，谁也拦不住。
娜孜后来每次听到这个故事，都觉得母亲身上有一种她很熟悉的东西。
跟大部分“望子成龙”的父母不一样，父亲对娜孜的成绩从不苛求，母亲则看她对什么感兴趣就去让她尝试。比起成绩不好，父亲更无法容忍他的孩子们混水摸鱼。
娜孜回忆说，记得小时候父亲一旦发现娜孜在草草了事，他会从平时的和颜悦色变得非常严肃，问她：“你既然花了时间做这件事，为什么不做好呢？”
这句话娜孜记了很多年，后来她自己处理任何事情都极为认真，细到让人有时觉得较真——而只有她自己知道这是从哪里来的。
母亲的影响是另一种“质地”。她情商极高，是家族里有事最先找她商量的人，她教娜孜照顾别人的感受，教她宽容，教她如何在人与人之间周旋而不失自己。在被问到娜孜更像谁的时候，她毫不犹豫的说：我整体更像妈妈一点——情感丰富，擅长社交，但做事的那根筋，是父亲给的。
哥哥吾热肯，大她八岁。两人从小睡上下铺，但在16岁那年哥哥考上了内高班，要去郑州读书。那一年娜孜才8岁，她站在原地，看着哥哥离开。
“那段时间，我每天晚上躲在被窝里偷哭。”娜孜回忆道。
从那以后，她每年只能见他一次。在娜孜的印象中，哥哥是她周围最优秀的人，也是她人生中最早的参照系——内高班、上海交大、一路走得又远又稳。
“小的时候，我总想着早晚要超过他，”娜孜笑道，“因为他就是我早期身边能接触到最优秀的榜样。”她看着这个背影长大的，骨子里悄悄较着一股劲，从来没有说出口过。
03
离开，再离开
12岁那年，娜孜以全县第三的成绩考入内地新疆初中班，去了伊宁市第十八中学。那是她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离家——封闭式管理，想家的时候只能在宿舍里自己消化。
但她很快就找到了自己在这个新环境里的位置。英语一直是她的长项，从幼儿园开始的双语启蒙、从小听英文歌跟着背歌词，这些积累在课堂上有了出口，英语课代表的位置几乎是自然而然落到她身上的；班委是老师和同学对她的信任，后来做到副班长，她并不觉得意外。
然而青春期总有一些“意外”让人回忆起来，不禁感叹少年少女的稚嫩、鲁莽和赤诚。
娜孜的“意外”发生在初三下学期。那天下午班主任突然在班里宣布撤换正班长，由娜孜接任。但这个决定来的有些突然，给刚上任的娜孜在班里埋下了一颗雷，在她请假出校的某一天——雷炸了。
部分同学自发聚在一起，写了三张信纸，正反面密密麻麻，全是针对她的攻击性文字。她返校的那个晚上，纪律委员当着全班的面站上讲台，把三张纸放在她桌上，要求她当场读完。
教室很安静。周围的同学貌似都在低着头上自习，却让娜孜有一种“很多人都在看她”的错觉。
娜孜坐在座位上将三张信纸从头看到尾，然后“毫无情绪地”把纸折好，放到一旁，低下头，继续上晚自习。
同学后来跟她说，那一晚她们都觉得很不可思议。平时的娜孜是个情感细腻的人，给人一种娇生惯养、会为一些小事掉眼泪的印象——但那天晚上，她一滴眼泪都没掉。
风波持续了大约一周，陆续有同学来找她道歉，说太幼稚了，大家随即和好。
初中毕业后，她本想参加内高班的选拔——内高班一直是内初班学生共同的目标，她的哥哥就是内高班出身。
但娜孜阴差阳错的错过了中考提交档案的时间节点，就此与内高班失之交臂。她说当时“非常崩溃，特别想哭”，因为那种感觉不只是错过一个机会，更像是与一条她以为自己必然会走上的路，突然之间失去了衔接。
但人生总要往前看，还没来得及处理好“错过”盼望已久的机会的情绪娜孜就已经投入下一个目标——参加伊宁市第三中学（现伊犁州第一中学）面向各县市学生的额外选拔，并顺利考入，入学后从“宏励志班”考进年级火箭班，此后一直留在其中。
高一时，一位来自南京金陵中学的援疆化学老师让她记了很久。娜孜的化学成绩是所有科目里最差的，但化学课却是她唯一能全程跟上、始终专注的课。
有一次，老师把几个化学基础较弱的学生叫到办公室，讲完题目后大家一边吃橘子一边闲聊，她问娜孜打算选哪科。娜孜说文科成绩好，倾向文科。
老师神情严肃地说：“你千万不要因为哪科成绩好或者不好就去选它，要因为你热爱它才去选。你知道自己喜欢什么吗？”
那是娜孜第一次听到有老师把“热爱”放在选择的核心位置，而不是成绩。那天晚自习下课后，她认真回想了很久：她从小爱读书，喜欢写东西，文字对她来说从来不是负担，而是某种出口。她得出结论：她是真的喜欢文科，不只是因为成绩好。
此后高二文理分科，她也就自然而然的选择了自己喜欢且擅长的文科。
高三，因为疫情管控，娜孜主动申请走读，她住在伊宁市的家庭用房。恰好哥哥吾热肯在上海工作满一年后回到伊宁市工作，兄妹两人就这样在同一屋檐下生活了一段时间。
那是娜孜记忆中，自8岁之后与哥哥相处时间最长的日子。晚自习结束后哥哥会在家等她；哥哥负责做饭，娜孜负责备菜；娜孜在房间里写作业，哥哥在另一间屋里处理工作。
有一次她发烧，哥哥开车送她去医院打针，回来后逼她吃面肺子，说是“喝点汤汤水水恢复得快”，娜孜一边哭一边吃。
也是在这次“密集”相处中，她看到了哥哥“不那么无坚不摧”的一面——他也有脆弱的时刻，也有苦恼和不开心的地方。那段同住的日子，让兄妹之间的关系变得更深了一层。
高考结束，她以伊宁三中文科最高分收尾，新疆单列类排名第七。人民大学的招生组主动找到了她。并向她介绍学校不同的专业。“高三的时候时，班主任曾组织过一个活动，让学生制作一张关于心仪大学的手抄报。我当时画的正是人民大学。”那张照片她至今保存着。
娜孜最终选择了人大新闻学院——她从小喜欢读书和写作，也喜欢在舞台上或镜头前表现自己，人大新闻学院在新闻传播学科的地位，以及招生学长学姐的积极介绍，让她觉得这里和她想去的方向最为契合。
04
第一个新疆人
2021年9月，娜孜入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。
高中老师常说“你们和内地孩子差一大截”，但彼时这句话对她是抽象的，遥远的，像一个她尚未真正遭遇的命题。
进入人大后，这种落差第一次变得具体而真实。周围的同学见多识广，能力超群，娜孜坐在那些人中间，感觉自己像是从另一个世界硬挤进来的，随时会露出破绽。
大一那段时间，她哭过、崩溃过、绝望过。不是因为某一件具体的事，是那种积累到某个临界点之后溢出来的“失望”。
大一开学不久，学院提供了一个跨学科实验班的面试机会，但娜孜没有去。她在内心飞速完成了一次判断：这些人比我强，我去了也是丢人。她就这样把那扇门关上了，甚至没有走近看一眼。
转机来自一堂英语课。她被分到外国语学院一位资深教授的课堂，这位老师上课方式活泼，极为慷慨地表扬学生。
娜孜从小跟着英文歌背歌词、学发音，口语底子一直不错，在这门课上，她频繁被老师点名表扬——“这个新疆来的小姑娘英语口语真好”——课堂小测试成绩也多次被单独提出来表扬。
那些鼓励像是把一扇窗推开了，她开始意识到，自己也许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差。
士气慢慢回来之后，她回望那个跨学科实验班的机会，才发现：那些去参加面试并通过的同学，综合能力其实和她相差无几。她当时什么都没做，只是在心里判了自己一个“肯定不行”，然后转身走了。
这件事她后来提起来，语气里带着不加掩饰的不甘心和惋惜。
正是在那段时间，她还意识到了另一件事：她可能是身边很多同学见到的第一个新疆人，第一个哈萨克族人。
这件事在她心里安静地落下来——她不想让别人因为她，就觉得新疆人不过如此。她说不清这算不算压力，但她知道自己在乎，而且从那时起就一直在乎。
娜孜回忆大学生活时说，对她影响最大、投入最多的课外活动是她大一加入的学生文艺联盟。从普通成员做到部长，做了三年，最终在大三换届时成为理事。
她在很多名单和排名里经常是唯一一个名字极长的新疆人，每次在名单上看到自己的名字靠前，她都会有一种特别的满足感——她自己也说这有点像“怪癖”，但其背后的真正内涵只有她自己清楚。
大三下，她去新华社新媒体中心实习。最初报名没有被选上，后来因为另一名已录取的同学临时无法前往，老师联系她顶替上岗。
“这何尝不是老师对我的一种信任呢”，到岗之后导师们对她给予了切实的指导，也真心实意地肯定她写的东西，那种鼓励对她的作用向来是具体的、持久的。
恰逢那段时间，《我的阿勒泰》正在热播。部门老师找到她，说：“你是哈萨克族，我们要写一篇关于阿勒泰的稿子，你来写吧。”
老师在内容上给了她极大的自由度，从头起草，完成后再把关。娜孜独立完成了那篇稿件，视频开头的配乐也由她挑选——一段带有冬不拉音色的舒缓音乐，像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的什么东西。
剪完视频那个下午，她盯着屏幕，没有任何预兆，眼泪就落下来了。她后来在采访中试图分析那一刻究竟是什么情绪——想家？疲惫？还是别的什么？
但她想来想去，觉得自己说不清楚，只知道其中占比最重的是：她和新疆，那片她从小生长的土地，一起被一个更大的平台、更多不认识的人看见了。
在那之前，也正是《我的阿勒泰》的热播，她身边的内地朋友也陆续主动来找她聊新疆、聊哈萨克族。每一次，她都有一种说不清的、被看见的感觉。那篇稿件，让这种感觉有了第一次具体的支点，与她有关的支点。
而那个在被窝里偷哭的8岁女孩，那个在晚自习课上把三张纸折好放到一旁的少女，此刻正坐在北京的一间办公室里，替一片土地开口说话。她大概还没有意识到，这件事她以后还会做很多次。
05
崩塌与重建
大三下学期的暑假，是她后来回想起来会用“煎熬”来形容的一段时间。
实习、毕业季大型演出、保研复习——三条线同时压下来，她每天的睡眠时间压缩至四五个小时，有时开完会已是深夜，第二天一早又要起来复习。
“我是6.12号从新华社辞职的，那时刚好从武汉出差回来，独立完成了一篇采访，相关工作的对接就占了我很大一部分时间。学生文艺联盟那边接了两个大型活动，我是主负责人之一。”娜孜回忆道
“6.18是个大型音乐节是联盟全权负责，我主要负责各种道具、舞美跟流程对接，每天要跟不同的人对接沟通、拉流程；6.23是毕业典礼，联盟负责典礼开头的串唱节目，虽然时间不长，但是毕业典礼的流程性极强，需要跟不同的人、不同的部门沟通，忙的时候一天可能都在开会；7.11保研笔试和面试，我还要保证工作之余能够有一点复习时间。”
好不容易熬过两个大型活动，娜孜就进入到了每天复习平均13-15小时的保研复习阶段。她把复习的大本营安在学生文艺联盟的办公室里，早上七八点到，除了上厕所和吃饭基本不离座，脑子“转速过热”时就绕着办公楼走两圈，再回来坐下继续复习。
“那个时候我时间紧、任务重，没想到居然还有精力整理出一份203页的PDF复习资料。有目录，体系完整，我现在想想都觉得当时的自己很疯狂。”娜孜回忆道，“有时候人真的是被逼出来的！”
而这种工作、学习连轴转的情况，有时只有自己一个人，是熬不过来的，娜孜也不例外。
在为联盟活动忙的晕头转向的某个下午，娜孜开会途中给好朋友夏伊代发了一条微信，说“今天心情不太好，特别忙”。夏伊代先简单回了几句。
四五十分钟后，娜孜收到外卖取件通知。“我心想，我也没有点外卖啊”，一边疑惑一边不明所以的去取外卖柜取东西，结果发现外卖是一整盒杯子蛋糕和一大束精美的花，卡片上还写着“希望娜孜啵啵可以开心”。
“我当时看到这些东西后，就蹲在外卖柜旁边爆哭！”娜孜回忆道。
她当时根本没有说自己快撑不住了，只是随口抱怨了一句。但夏伊代懂她抱怨背后的疲惫，把她放在心上的程度，在娜孜看来已与亲人无异。当然，在娜孜心里，夏伊代早已是她的“亲人”——自己选择的那种。
7月11日，保研面试结束。
成绩公布那天已是八月中旬，彼时娜孜正在家里睡懒觉，中午起床在课程群里看到通知，点开名单，找到自己的名字后疯狂的尖叫，“功夫不负有心人”，她以综合成绩第八位顺利通过。她立马从床上跳起来，奔向坐在客厅里母亲的怀抱，兴奋的说自己保上了。
忙碌的六七月以“丰收”收尾。
大三暑假，娜孜回到家，保研事宜一切尘埃落定，原本以为就此可以好好休息一下。
结果“苦尽”之后等来的不是预想当中的“甘来”，而是身体和精神上的一系列异常反应——喜怒无常，情绪低落，神经紧张——这些症状慢慢浮出来时，娜孜并没有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对劲，毕竟是一个“无忧无虑”的假期——没有作业、没有工作、没有对未来的焦虑。
她起初以为自己只是累了，缓一缓就好。直到大四快开学，母亲察觉到她状态不对，她才去挂号就诊。
诊断结果是重度焦虑。
父母没有说“千万别让别人知道”，没有用任何非科学的方式回应，而是完全配合医嘱，支持她接受正规治疗。他们每天问她心情怎么样，注意她吃了多少饭，在她状态不好的时候坐在旁边陪着她。
平时不善言辞的哥哥，那段时间也每天主动找她说话。嫂子——那个从小住在对门、填补了她生命里“姐姐”位置的人——给了她大量情感上的支撑。
娜孜后来说，如果没有家人，那段时间“真的很难”。
接受心理咨询过程中，咨询师引导她系统地回溯自己的成长经历，试图从过去中找到眼下这场“崩塌”的根源。就是在这次治疗过程中，初三那三张纸重新浮出水面——她此前已经将那段记忆遗忘了很多年。
咨询师告诉她，这类遗忘是大脑对创伤性记忆的自我保护机制。然后他们一起梳理出了一条清晰的线索：正是从那次经历开始，她在潜意识里形成了一个信念——绝不能在别人面前表现出脆弱。
此后整个高中和大学阶段，她几乎从不向任何人说“我最近不开心”，也从不开口求助，把所有压力向内化消化，直到身体再也撑不住。
在采访中娜孜回忆说，“那次生病带给了我很多东西”。她在咨询过程中第一次系统地学习了如何识别压力、如何调节情绪，而不是一味压制。
调整好之后，她形容那种感觉是“身轻如燕”——不再以自我伤害为代价前进，但也没有丢失前进的动力。
大四那年，她给自己立下一条原则：大一时因为自卑而放弃的所有事情，这次一件都不再放弃。哪怕觉得“绝对不可能”，也要去尝试，不行再说。带着这个原则，她进入了研究生阶段。
06
越远，越知道自己从哪里来
研一9月底，班群里转发了一则境外交换项目的通知。娜孜看到后，没有任何犹豫，当即决定报名。材料全部整理好、即将提交时，她才突然意识到自己还没告诉父母。
于是她马不停蹄的给家里打了视频电话。母亲原本躺在沙发上看手机，听到“去美国交换”几个字，立刻坐了起来，凑到父亲旁边一起看屏幕。
而知道事情原委后的父亲直接表态：“这是一个好机会，你现在不去，以后会后悔。报吧，钱的事不用担心，哪怕不够，借也要借，贷款也要贷，你先去。”
他还补了一句：“就算钱只够半个学期，你去了再说，剩下半个学期我们再想办法。”娜孜说父亲当时说的这句话“很好笑”，但那种毫无保留，是真实的。
报名通过之后，娜孜开始做出国前的各种准备。她此前从未出过国，没有护照，没有visa卡，对签证流程、境外支付、医疗保险一无所知，每一项都要从零摸索。
有一次因为visa卡支付某笔费用一直失败，她在学校团委值班室一边值班一边处理，怎么也搞不定，最后大哭了一场，收拾好情绪才给父母打视频。而也没出过国的父母面对这些具体的操作问题有心无力，只能说“你先别慌，我们想想办法”。
那一刻，她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已经到了，靠自己“摸石头过河”的人生阶段。
时间快进到12月23日，父母提前来到北京跟娜孜一起逛了两天北京，并帮她打包行李、送行。26日，娜孜即将登机，母亲在机场哭了。奇怪的是，娜孜这次没有哭。她进入安检口后还掏出手机发微信告诉母亲“不要哭，没什么好哭的，又不是不回来了”。
被问到在这之前面对离别会不会哭时，娜孜说之前会哭，只是从13岁上内初班开始，这种离开已经发生过很多次——她似乎已经习惯了离别。只是到23岁才学会面对离别不落泪，感觉自己长大的有点晚。
从北京出发时，离学校开学还有一周，娜孜先在纽约停留了几天。很多教科书上、欧美电影上反复出现过的场景突然真实地出现在她眼前时，有一种持续的震撼感，但同时又反复冒出一种恍惚——“我真的来美国了？”的错觉。
娜孜没有把这种感受细化描述，只是说每次想到这件事，都会有一种“挺不一样”的感觉。
随后她前往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报到。戴维斯是一座典型的大学城，安静，空旷，和她想象中的美国相去甚远。
她选了三门课，新学期从一月开始。开学第一周，她走进了那间女性主义电影课的教室，第二周就发生了开头所说的蹲在厕所爆哭的“绝望时刻”。
娜孜哭完后，去学校的自助选课系统中查看课表，犹豫再三后，还是决定了不退课。“哪怕觉得‘不可能’，也要去尝试，不行再说。”
在接下来的课堂中，她有意识的让自己参与到讨论中，下课后主动找助教说明自己的情况：“我是来交换的学生，英语是我的第三语言，课堂讨论有时跟不上老师和同学们的节奏。”，助教说她记得娜孜，一直以为她不发言是性格内向。
她告诉娜孜，下次可以请求小组成员放慢语速，她自己也会注意。
就这样，一生要强的娜孜，第一次在异国他乡展露脆弱，体验良好。
专门为国际交换生开设的戏剧课是娜孜很喜欢的一门课。教授非常喜欢表扬学生，来自不同国家的同学们在课堂上有大量展示自己的机会。
娜孜在这门课上唱了哈萨克语歌曲，展示了她在新华社实习时写的关于新疆的文章，向同学们介绍伊犁的风景与哈萨克族的文化。
她说她是那几门课里唯一一个新疆人，每一次能够公开表达的机会，她都用来介绍新疆了。
“离家越远，这种感觉反而越强烈。在北京时，我这种意识强了一点；到了美国之后，我也没有试图全权接受当地文化，而是更主动地向外输出自己的文化，”娜孜解释到，“我不会去越来越靠近他们的文化，我反而会更加加固自己的文化。”
从最开始插不上话、躲进厕所爆哭，到后来讲话越来越自信——这个过程在交换的几个月里完整地走了一遍，和大一的经历形成了清晰的呼应。
她识别出了那个熟悉的模式，也比从前更快地走了出来。
07
当时我去面试，肯定能进
时间倒回大三下的那个夏天。
7.11日，保研面试现场，英文面试接近尾声，一切似乎已经顺利结束，娜孜刚准备起身，后来成为她导师的张老师突然叫住她，追问了最后一个问题：“你说你这么喜欢国际新闻传播，那你在大一的时候为什么没有进我们国新班？”（“国新班”，即前文提到的大一娜孜未去申请的跨学科实验班）
娜孜完全没有预料到会遇到这个问题。此前在脑子里准备好的“面试语料库”瞬间失效，只能任由大脑自行运转“临场发挥”——她用英文解释说，大一时刚从新疆出来，第一次看到这个世界有这么多优秀的人，有些自卑，所以没有去面试……
说到这里本可以停下，她却话锋一转，又补了一句：“其实我当时去面试，肯定能进的。”
话音刚落，在场所有面试官老师都笑了。
她出门后忍不住开始爆笑，满脑子想的是“我干嘛要说最后那句话”。但那句话说的，其实是真的——只是大一的娜孜还不知道。
多年后，她在一次师门聚餐中提起这段往事，问张老师还记不记得。张老师一脸茫然，说“我没问过这个问题”——显然早已忘得一干二净。
娜孜觉得又气又好笑——那个让她措手不及、出门后反复回想的“出糗”瞬间，在对方那里早已烟消云散，什么痕迹都没留下。
“我记得这个叫‘聚光灯效应’，人们总觉得自己做过的事情会被很多人注意到，甚至记很久。但实际上，记住那些的只有我们自己。”
当被问到未来规划时，娜孜说她现在还不确定自己最终会走到哪里。读博的选项没有关闭，但放在了“有稳定收入之后再考虑”的位置。
至于职业方向，她想从事国际新闻传播相关的工作，想让更多人认识真实的新疆——这个愿望不是在保研面试上临场说出来的，而是从大一意识到自己是周围人认识的“第一个新疆人”开始，从新华社那个下午对着屏幕落泪开始，从戴维斯课堂上一次次主动开口介绍伊犁开始，一点一点累积出来的。
娜孜就是这样一个人：永远提前一步做好准备，永远比别人更在乎自己留下的那个印象，在每一个新的地方从自我怀疑开始，然后找到那股“不服”的劲，重新站起来。
从特克斯县到伊宁，从伊宁到北京，从北京到加州——每走到一个新的地方，她都是那里的第一个新疆人。
她知道这件事，也一直在乎这件事。至于开口说什么，她似乎从来不缺想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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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 编 辑 ：古丽巴努
主 编：热依莎
副 主 编：麦迪娜依、阿丽耶
版 块：疆来人物
作 者：热依汉
校 对：古丽巴努
排 版：热依汉
后 台：阿丽耶
图片来源：娜孜叶尔克本人提供